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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2018“国学研究(厦门)论坛”综述

时间:2018年04月18日 11:05  来源:   作者:张滇波  编辑:gxy  点击:[]

2018年4月6日—8日,国学研究(厦门)论坛暨“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工学院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国学”虽已成社会热点,却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误解,乃至误区,作为大学尤其在“国学与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大学教育体系”这个主题上,想要邀集同志共同研讨以消除误解或走出误区,形成良性的教育共识。其二,是厦门工学院在李德文董事长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中,在他“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办学理念下,笃行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多年,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与实践,可以为从事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同仁提供一个研究的范本。来自全国知名高校以及其他教研机构从事文学、史学、哲学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4月7日上午9时,研讨会在国学大讲堂隆重开讲。论坛由厦门工学院国学院副院长王人恩教授主持。厦门工学院副校长、国学院院长苏函教授致欢迎辞。

此后,各学者围绕着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继承、国学相关研究等方面所涉及的问题,纷纷发言。

教材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何合理编写国学与传统文化教材?这教育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学术回应。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世年在“国学经典如何进语文课堂?”的发言中,提出国学经典进入语文教材应该保证诸子思想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要回归文本、回归文章、回归元典,而不应该使之材料化、碎片化、去文章化,从而丢失诸子学说本来的精神。宝鸡文理学院周秦文化中心教授张波在《论唐文治<性理学大全>及其对当代国学传承的启示》一文及同名发言中,介绍了唐文治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无锡国专撰写的国学教材——《性理学大全》,分析了该书的撰述背景、意旨、特征等方面,提出了这本教材对于当今国学教育、研究等方面的借鉴意义。 

国学与传统文化对当下能产生什么作用?包括师生在内的不少人对此都心存疑问。山西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张建伟在《国学与工作(职业)的幸福感》一文与发言中,将现代心理学运用到国学经典的解释之中,使得古典文本能够穿越历史时空对当下生活产生切实关照,贴近了古典与当代人的心理距离。

习近平主席访问北京大学时曾指示:办大学要扎根中国,要办出第一个“北大”,而不是第二个“哈佛”或“剑桥”。如何将这一指示具体落实在办学之中?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副教授魏涛在《新时代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国学教育路向反思》一文与发言中,对此做了思考与探索,提出要用国学教育与国学人才涵养高校“双一流”的建设,由此反思了当前国学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路向。

国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旨是什么?围绕这一宗旨应当如何制定培养方案与实施教学?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滇波在《文化传统与国学教育》的论文,以及在“知行别离——大学国学教育略谈”的发言中,提出国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旨在于成就人的德行,其教育目的在于通过内化与外化的教学过程教化成人,由此反思了当下大学国学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知行别离”——重知而轻行,重道而轻术,从而导致学生的外在知识大多不能转化为德行的能力,故未能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如此,在于高校国学教育目的不明、教学方法不佳、熏陶氛围不浓。黑龙江大学国学院教授关键英在向论坛提交的《国学通识课的教学尝试与育人导向》一文中,通过本校国学通识课的课程建设经验,总结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品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把国学通识课建设成育人阵地这一教育心得。宝鸡文理学院的副教授刘刚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初探》一文中,通过总结本学院将周秦伦理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对传统文化如何发掘其思政教育和时代价值,如何与相关思政教育结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广西民族大学国学院教授张震英在即兴发言中提出,应当宣讲好中央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政策、指示与精神,校方才能更好明确国学教育的目的。这为国学教育单位在校内如何具体展开工作,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师资如何建设、生源质量如何保证、学位如何颁发?是任何大学教育都不可绕过的问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庞海在《高校国学教育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以及发言中,以河南省为例,梳理了国学教育的师资、生源以及学位颁发方面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应推行国学教师资格认证,严格筛选生源,增加对外协作,争取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等一系列对策,得到了与会学者正反两方面的诸多回应。徐州孝文化研究会会长胡翠莲女士也用《传统文化老师应当具备的素质》一文及发言,对师资问题进行了回应。她提出传统文化的教师在内应当具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五种品德,在外应当表现出温、良、恭、俭、让五种仪态。

中国自春秋中后期私学兴起,至汉代基本确立了官办与民办结合的教育体制,其中又以宋代比较典型,其太学与国子监等官办高等学府负有盛名,而以四大书院为首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亦享誉海内。当代中国由于历史缘由,形成了以公办为主,其他办学为辅的高等教育体制,所采用教育模式大同小异,那么,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如何发展出有别于主流的教育模式,从而彰显独特的存在价值?韩山师范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殷学国在《当代书院与大学教育关系分析》一文及发言中,以韩山书院为例作了深入而有益的研究。

一种文化的诸方面虽以究竟而言,皆是劳动者所创造,但其成熟与精致形态往往保留在贵族文化之中。应当如何看待教育的大众性与文化传统的贵族性之间的关系?集美大学马列学院教授肖仕平在《孔孟儒家贵族文化与当下文化教育》一文中,提出孔孟儒家提倡的贵族文化,代表着一种理想性对大众功利性、世俗性的超越,从而彰显其在当下文化教育中的可贵之处。

民间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相关需求的显示器。闽南师范大学教授宋巧燕在“漳州南山寺国学班介绍”的发言中,通过对一个公益国学班的调查,向与会学者展示了社会对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需求的强烈程度,但也反映出民间教学诸如教师学识不足、教学内容随意等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

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这一更大主题的题中之义。而什么是文化传统?它应当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应当怎样基础?它与国学又是何种关系?这些都是学术界至今仍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滇波在《文化传统与大学国学教育》一文中,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回应。他提出只有符合普遍道理,彰显文化本质,鼓动文化精神,蕴含文化理想的东西,才是文化传统。他认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敬畏上天、崇尚理性”、“出于自由,本于仁义”、“自立反求,修己安人”是中国文化传统有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内容。国学与文化传统是文以载道的关系。他还提出,必须使文化传统转化为当今人们生活的能力,才是对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 

厦门大学中文系胡旭教授在《张华<博物志>中的生态意识》一文及发言中,通过对西晋张华编著的《博物志》的深入研究,根据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众生平等意识、生态整体意识、贵生与生态保护意识,提出张华已经初步具备了朴素的生态思想。胡旭教授这一研究又为中国文化传统发现了符合当代价值的重要内容。

“齐家”在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之修学次第中有着枢纽性意义,故家风家训对于齐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风家训的传承有宗祠刻文、家族谱牒、口耳相传等多种形式,三明学院文学院教授陈会明在《家风家训传承方式探寻》一文及发言中,则以泰宁尚书第楹联为例,分析了书刻于楼堂宅殿之上的楹联这一传承家风家训的独特方式,对人的耳闻目染、潜移默化之用。

儒家习乐为知礼义。诗歌作为古代“乐”中重要构成,除言志而外,一向被视为教化重器,形成了中国久远的诗教传统。武夷学院副教授程荣在《理学视域中的朱熹诗论及诗教价值取向》一文及发言中,通过对朱熹《诗集传》的分析,揭示了朱子以“导性情之正”为教化目的,以讽诵涵泳、玩味通悟、切己体察等为方法的诗教理论框架与教学体系。

士人的人格独立是孔孟以来就确立的儒家传统,荀子《子道篇》更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宣言。可是自秦汉以降,士人的人格独立与专制集权始终关系紧张,道统掩于治统而时时难显。生存与守道之间,士人何为?广西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朝晖在提交的《论儒者的“退出游戏”》一文,通过对朱熹辞免书劄的分析,指出虽外有物议、政敌迫害、皇权专断等现实威胁,朱子仍能基于惭惧心而生起无穷的义理勇气,坚守儒者本分,继而通过著述教育改变未来,以实现儒者的家国天下之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徐永斌博士在提交的《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探析》一文中,分析了明清时期文人为“治生”而与豪门富室交往的各种情形,指出其中也有一些文人仰豪富鼻息、尽丧士品的“变异”现象。

自网络成为主流媒体以来,时时有所谓“颠覆”传统观念之言,由于标题或内容的耸动足以激起世人的猎奇之心,故不论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都不胫而走,风传广远。“吴梅村才是《红楼梦》的作者”就是这样一条流播甚众的“颠覆”之论。厦门工学院文化传播学院王人恩教授作为国内知名红学专家,在《司马迁撰写<汉书>之类的奇谈》一文及发言中,通过列举《红楼梦》内容中在时代上晚于吴梅村的八条铁证,从根本上否定了吴梅村是《红楼梦》作者的可能性,可谓正本清源,大快学者之心。

自苏轼有言“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以来,何为“画中有诗”的真蕴就一直歧见多出,难有定论。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克峰在“‘画中有诗’新释”的发言中,通过李壮鹰先生“诗所表达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一观点,提出了新解:“画中有诗”是指画中有诗意,即画表达了画家的情感体验(心境与感受)。

梳理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探研文体流变规律性的理论尤为重要。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张娅丽在“钱锺书文体递变观的美学解读”的发言中,分析了钱锺书先生在其著名的诗学著作《谈艺录》中提出的文体递变观,对我们反思中国的戏曲、小说、散文、诗歌等诸类文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天人关系始终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而道与人的关系则更是其中的焦点。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杨少涵在《<中庸>“道不远人”的思想实验》一文及发言中,提出《中庸》“道不远人”之“道”是大全之道,并认为由此引出两个问题:一是道与人何以远离?其答案在《庄子》的“浑沌之死”;二是道与人又如何合一?其答案在佛家的“野鸭飞过”与儒家《论语》的“吾与点”,两者分别指示了人与道的对象化与非对象化关系。

《金瓶梅》是明代所谓“四大奇书”之一,以其大量的性描写而播名于世俗流见之中。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宋运娜在《由张竹坡批注解读<金瓶梅>性描写的实质》一文及发言中却独具视角,通过张竹坡批注,解读了《金瓶梅》作者在其性描写中所体现的悲悯情怀:在晚明女性生存状态的自然主义呈现中,隐藏着对明代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闽台文化研究是在闽学者的应有之义。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孟建煌在《台湾儒学的一面旗帜》一文与发言中,对台湾海东书院山长施士洁及其弟子丘逢甲、汪春源、许南英、郑鹏云等人的历史,指出海东书院对促成台湾的文风与文教兴盛,乃至台南地区形成文治社会的重要影响。

《乐记》有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段永升在《西汉歌词与大赋的娱乐功能》一文中,提出脱胎于楚文化的西汉歌赋具有鲜明的娱乐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祭祖娱神为内容的西汉歌诗,一是以讽上娱君为内容的西汉大赋。两者虽都有一定的政治宗教意义,但最终都消解为娱乐的工具,客观上彰显了汉代文学的审美特征。

另有广西民族大学国学院张震英教授、山西大同大学教授郭剑卿、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姚军、北京外国语大学秦佩博士、山西能源学院张明花博士等学者做了即兴发言。

会议结束时,厦门工学院王人恩教授做了总结。整个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讨论活跃,发言积极,澄清了一些问题,达成了不少共识,开拓了许多新的思路,对今后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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